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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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振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教授、保险系主任； 朱少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保险系讲师； 倪红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保险系讲师。
文章来源：《保险研究》2022年第9期
一、引言
标准保险需求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标准保险供给理论（期望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解释真实保险市场的运行上暴露出诸多问题（Culter & Zeckhauser，2004；Schwarcz，2009；Kunreuther et al.，2013；Pitthan & Witte，2021），在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中与风险判断和风险决策相关的研究成果（Tversky & Kahneman，1974；Hertwig et al.，2004；Kahneman & Tversky，1979、1992）的支持下，行为保险经济学相关研究逐渐兴盛，主要目的是解释违背标准保险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市场异象（非理性行为或现象）。本文对国外学者关于行为保险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希望厘清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思路、已有理论架构，并阐述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为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保险产品分为保障性保险、保障储蓄性保险和储蓄性保险，保障性保险是指只有保障功能没有储蓄功能的保险，如各类财产保险、各类责任保险、意外保险、医疗费用保险等；储蓄性保险是指只有储蓄功能没有保障功能的保险，在“保险姓保”相关监管政策的指引和约束下，这类产品在我国大陆保险市场已经罕见了；保障储蓄性保险是指既有保障功能又有储蓄功能的保险，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长期重疾险、长期护理保险等。行为保险经济学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保障性保险和保障储蓄性保险（尤其是其中的养老年金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和供给，考虑到现有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更多聚焦于保障性保险的需求和供给问题，加上篇幅有限，本文专门讨论保障性保险的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而且，由于现有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个体保险的需求和供给问题，本文很少涉及企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问题。
二、美国自然灾害问题启动了
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
（一）美国政府意识到巨灾保险存在供给问题
一直以来，商业保险公司不愿大面积开展巨灾保险业务，不愿承保如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损失，因为沿海洪泛区或地震易发区的潜在保险标的相当聚集，保险标的面临的灾害风险具有高度相关性，与一般风险不同，这类风险造成的损失在多数年份相对较低，但在个别年份会很高，可能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Kunreuther et al.，1978；Jaffee & Russell，1997），存在可保性问题或属于“不可保风险”。
但是，早期的美国国会和政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洪水保险法案（Federal Flood Insurance Act），希望测试一下通过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商业洪水保险的可行性，或希望通过商业方式解决巨灾损失补偿问题（Grossman，1958）。这一希望在1965年基本破灭，1965年9月9日，飓风贝琪（Hurricane Betsy）袭击了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洪水淹没了16.5万座房屋，导致76人死亡和15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以当时物价水平计算，约相当于2022年的167亿美元），由于当时既没有市场自发形成的洪水保险市场，也没有政府参与形成的洪水保险市场，受灾者不得不依赖亲朋好友、社会慈善和政府的救助。
（二）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解决供给问题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和实施了东南部飓风灾害纾困法案（Southeast Hurricane Disaster Relief Act）），为飓风贝琪的受害者提供救助。这时，美国国会认识到，政府灾难救助会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或救灾基金募集负担，应该有更好的替代性保障方式（Pasterick，1998）。经过若干年酝酿，1968年，国家洪水保险法案通过，由此建立了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绘制了风险地图或洪灾费率地图以便对不同风险水平的洪泛区保险产品差异定价，为潜在受灾者提供联邦洪水保险，所有洪泛区居民均有资格购买。美国国家洪水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洪水保险的供给问题，为鼓励购买，政府还为洪泛区现有住房拥有者购买洪水保险提供保费补贴，但不对洪水保险计划实施后新建造的房屋提供保费补贴。如果某年因大灾导致保费基金不足以赔付损失，洪水保险计划可向联邦政府借款，这被认为是政府保险相对于商业保险的显著优势（Michel-Kerjan，2010）。
（三）洪水保险还存在需求问题
洪水保险的供给问题被基本解决后，美国政府以为可就此解决洪灾所致的损失补偿问题。但大量洪泛区居民对购买洪水保险没有兴趣，洪水保险的投保率严重不足（Slovis et al.，1977；Kunreuther et al.，1978）。1972年发生的飓风艾格尼斯（Hurricane Agnes）揭示了人们投保严重不足问题，导致1973年国会出台洪灾防御法案（The Flood Disaster Protection Act）。该法案限制了联邦政府对未参加国民洪水保险计划者的救灾援助，并且提出了强制购买洪水保险的要求，即，要求接受联邦政府监管的抵押贷款人必须在特定洪灾区域购买或开发房产的借款人购买洪水保险，才使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投保人数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不过，洪灾防御法案实施很多年后，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投保不足问题（Kunreuther & Michel-Kerjan，2011；Long，2017）。
（四）洪水保险市场异象引发了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
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实施后，在政府对大多数洪水保险购买者（洪水保险计划实施前建造的房屋的屋主）提供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大多数美国洪泛区居民仍不愿购买洪水保险这一现象，严重违背了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或标准保险需求理论）。按照标准保险需求理论，获得保费补贴的屋主们选择购买洪水保险比选择不购买洪水保险带来的期望效用显然更大（Mossin，1968）。
1970年，White教授最早注意到了这种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奇异行为，于是召集当时相对年轻的关注风险决策的心理学家Slovic和长期关注自然灾害经济学的决策科学教授Kunreuther，试图将人们在面临自然灾害时的行为与概率判断和风险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探究这一问题（Slovic，2000）。他们很快就发现（Slovic et al.，1974）：第一，由于对地震、洪水及其他罕见灾害认识不足，人们已经付出惨痛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第二，当前，自然灾害管理的政策制定者通常都假定居民是经济理性的，会按照政府机构预想的基于标准经济学理论的决策结果采取行动，但实际上，居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风险时很可能是非理性的；第三，之前心理学界关注的风险决策研究主要针对赌博这一简单的风险选择问题，结论根本无法解释洪泛区和地震断层区居民的风险承担（risk taking）行为；第四，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中，如果仅仅理解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害强度（如地震烈度），并计算一定强度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但对居民风险决策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理解不足，则那些试图降低自然灾害风险、制定相关政府政策的种种努力都将徒劳无功；第五，只有真正理解人们在风险状况下的思维和决策机制，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灾害管理政策，或者说，提高对决策过程的认知已经刻不容缓，提高这一认知是公共政策系统化改进的核心环节。
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保险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以及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有限理性、直觉判断、概率判断、小数定律、直觉启发式等，由此引发或启动了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
三、心理学研究成果为行为保险经济学
提供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正当White、Slovic和Kunreuther开始关注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奇异行为时，心理学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大量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与风险判断和决策相关的研究成果，为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1970年前心理学界出现的相关变化
第一，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界逐渐摆脱“只关注人的外在行为、不关心人的心理活动”的行为主义学派的主导或约束，“高度关注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的认知心理学新范式或“认知革命”兴起，其研究的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内容，结合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以及西蒙关注到的人们有采用“降低判断任务复杂性的简单化策略”的倾向（Simon，1955），为人类判断（而非理性评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Schultz et al.，2015）。
第二，Meehl在1954年出版专著《临床预测与统计预测：理论与实证分析》，对大量临床预测结果和统计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临床医生预测不佳，远不如统计预测结果准确，揭示了临床医生直觉判断效果的有限性和主观信心的不可靠性。这本专著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给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后来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带来了很大启发（Kahneman，1991）。
第三，后来被称为“行为决策理论之父”的Edwards积极倡导主观概率和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他1954年发表的“决策理论（the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和1961年发表的“行为决策理论（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将经济学、决策理论和心理学的相关概念融合在一起，与其他学者一道，促使行为决策成为心理学的一项重要研究主题。目前，在大部分认知心理学教材中，都有专章“推理与决策”或两章“推理”和“判断与决策”（Galotti，2016；Anderson，2012）。Phillips & Edwards（1966）奠定了判断与决策研究的一个心理学基本范式，即，首先以规范性决策理论定义理性的行为，然后将人们的实际行为与理性行为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的偏差，最后指出系统偏差的原因。这其实也是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直觉判断原理研究
在上述三方面研究成果的支撑和启发下，从1969年开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开始研究“人是否是优秀的直觉型统计者”这一主题，希望验证的想法或假设是“人的直觉是有缺陷的，人们的主观判断是存在成见的”（Kahneman et al.，1982；Kahneman，1991）。5年后的1974年，在已经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的基础上，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在《science》上合作发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这一社科领域被引用最广之一的经典论文。该研究表明：第一，人们在估计不确定事件的概率或不确定量的数值时，往往会依赖几个数目有限的启发式原则，包括代表性启发式原则、可得性启发式和锚定与调整启发式原则，以便把概率估计和数值预测的复杂任务降低为简单的判断操作，这些启发式原则非常有用，但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和系统的错误或偏差。所谓启发式就是基于经验和直觉的判断而非基于统计分析的评估，这里的错误和偏差，是指人们采用启发式原则的判断结果与客观统计分析结果之间存在偏差。第二，上述判断偏差不是故意的或动机性的歪曲，而是一种自然结果。第三，对启发式的依赖和判断偏差普遍存在，不仅是普通人，即便是有经验的统计学者也会出现同样的判断错误。研究表明，人们无法从其人生经验中推论出基本的统计规则，更无法在生活中运用基本的统计规则进行判断，人类并非优秀的直觉型统计者。
（三）关于风险判断偏差的心理学研究
保险产品是供消费者用来转移可保风险的，可保风险（或保险风险）的发生概率（通常指年度发生概率）通常较低，因此，研究人们对小概率风险的判断规律或风险判断偏差，对理解投保规律异常重要。总体来看，对风险判断规律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或实验法进行，有三种主要研究范式：描述性风险判断、有锚定效应的启发式风险判断、经验性风险判断或自由性启发式判断。
1.描述性风险判断
所谓描述性风险判断，是指研究者向被试被试指心理学实验或心理测验中接受实验或测试的对象。呈现了清晰的风险概率分布，然后根据被试决策结果推断或倒推出被试的风险判断偏差。这一研究的典型成果就是前景理论的决策权重函数，前景理论认为决策权重函数是客观概率的函数，反映了人们对概率的主观估计，人们通常会高估小概率，低估中高概率（Kahneman & Tversky，1979）。这类研究的结论对投保决策研究的帮助不大，因为其决策场景与现实中的投保决策场景有巨大差异。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几乎不可能知晓清晰的风险概率分布，不可能根据已知风险概率分布和决策结果倒推决策权重函数。
2.有锚定效应的启发式风险判断
所谓有锚定效应的启发式风险判断，是指研究者先向被试呈现某种风险的发生频次，然后请被试估计其他风险的发生频次（当然，根据发生频次可以进一步推算风险发生概率）。例如，Lichtenstein et al.（1978）先告诉被试美国的机动车事故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50000人，然后要求他们估计其余40种死因的每年致死人数。研究发现，人们通常知道哪个致命事件最常发生、哪个致命事件最少发生，但是，通常会高估小概率死亡风险（如各种意外事故、龙卷风、食物中毒、火灾、自杀等导致的死亡风险）的发生频率，低估大概率死亡风险（如糖尿病、胃癌、肺结核等导致的死亡风险）的发生频率。Benjamin et al.（1997、2001）则发现，人们只能较准确地估计自己所属年龄段的人群的死亡风险，但无法较准确地估计其他年龄段人群的各种死亡风险，而且，被试在判断中存在锚定效应（即，当首先给出一个“高频率的致死原因”导致的死亡率时，调查对象会高估其他各类原因的致死率，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对于死亡人数很少的死因风险，普遍存在高估现象。Armantier（2006）质疑了Benjamin et al.（1997，2001） 的观点，使用略微不同的实验重新检验后发现，人们无论是估计总体风险还是自己年龄段的风险都有偏差，均存在高估小概率死亡风险，低估大概率死亡风险的偏差。
这类研究的风险判断结果，主要结论似乎与前景理论中决策权重函数反映的主观概率类似，即人们存在高估小概率风险、低估大概率风险的偏差，但实际上有很大区别。因为这里所讨论的各种死亡风险，其实都属于前景理论的决策权重函数界定的小概率风险，人们高估的是小概率风险中的小概率风险，低估的是小概率风险中的中高概率风险。但是，这类研究的结论同样无法为投保决策研究提供有效帮助。原因是，上述研究是在向被试提供某类死因的致死人数的条件下得出的，只能说明人们基本能够对各类死因的致死频率或致死概率进行较准确或有一定偏差的排序，但无法说明人们能够较准确地估计每类死因的发生概率。如Benjamin et al.（2001）发现的锚定效应所述，当首先给出一个“高频率的致死原因”导致的死亡率时，调查对象会高估其他各类原因的致死率，反之亦然。
3.经验性风险判断
所谓经验性风险判断（或自由性启发式判断），是指研究者事先并不告知被试面临的决策选项的概率分布，而是需要被试自己通过不断的尝试性决策或选择来增加自己对决策选项概率分布的认知（Hertwig et al.，2004；Weber et al.，2004；Yechiam & Busemeyer，2006；Hau et al.，2010；Hertwig & Erev，2009；Koritzky & Yechiam，2010；Barron & Ursino，2013）。例如，研究者请被试在A选项（100%损失3元）和B选项（以10%的概率损失32元）之间做出选择，被试面对两个按钮，每个按钮代表一个选项，被试选择并摁下某个按钮后，该按钮会按其代表的概率分布向被试呈现随机结果。实验前，被试对每个按钮代表的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只能通过自己不断的选择来探索按钮背后的选项或概率分布，每次选择相当于一次随机抽样，研究人员鼓励被试进行尽可能多次的探索，最终，当被试自己认为可以进行最终的决策时，请所有被试做出最终选择。
上述实验中，被试只能依据自己探索得出的经验进行风险判断和决策，被称为经验型决策（decision from experience），区别于前述的（如前景理论研究中）事先告知被试决策选项概率分布的描述型决策（decision from diion）。由于被试们选择的探索次数普遍比较有限（Hertwig et al.，2004），正式决策时，被试们对各选项代表的概率分布仅有有限的认知。例如，在上述两个选项A、B中，在探索次数有限（有的实验结果是平均7次）的情况下，即便有几次选择了B，大多数决策者也不会遇到32元的损失（而是只会遇到零），由此，大多数被试都会低估小概率风险，进而都会选择B。从实验结果来看，被试普遍低估而非高估小概率风险，进而选择有风险的选项，这与描述性决策（如前景理论）的结论正好相反。
仔细对比和体会上述三类风险判断偏差的研究方式，可以得到结论：经验性风险判断与现实中的保险风险判断场景的相似度最高。在现实世界中，潜在投保人通常无法得到保险风险的概率分布，只能依赖自己的相关经验或记忆，使用可得性启发式思维或经验判断法进行风险判断（Slovic et al.，1980；Yechiam & Busemeyer，2006；Rakow et al.，2008；Jessup et al.，2008；Lejarraga & Gonzalez，2011；Newell et al.，2016），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通常是低估而非高估小概率风险。
（四）关于行为风险决策的研究
判断通常是为了决策，所以，判断研究的自然扩展或后续就是决策研究。而且，确定性决策是不值得研究的，例如，请您在500元和1000元之间做出选择，几乎所有人都会轻松做出合理决策。所以，所谓决策研究通常指的就是风险决策或不确定决策。无论心理学还是经济学，都认为风险决策的标准模型就是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Edwards，1961；Galotti，2016；Anderson，2012），即人们应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期望效用最大的选项。然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对现实风险决策的解释力有限，行为决策研究逐渐兴起，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基于前景理论的风险决策方法
既然人们在判断中会采用各种直觉判断法，进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判断偏差，人们在决策中也可能会进行直觉决策，进而做出与逻辑型决策（或按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进行的决策）不一致的结果。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启发下，继判断决策研究之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目光转向不确定决策，通过简单的选择性试验研究人们在简单赌博中如何进行决策，然后分析直觉决策结果与逻辑思维决策结果之间有何差异。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卡尼曼因判断和决策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因1996年去世而错过了）。前景理论通过S型价值函数反映了若干人类本性，如参照点依赖、损失厌恶等，还发展了Edwards倡导的主观概率，提出了描述主观概率的决策权重函数，并且认为，人们仍会按照期望价值最大化（类似于期望效用最大化）方式进行决策（Kahneman & Tversky，1979，1992）。
2.基于经验判断的风险决策方法
基于经验判断的风险决策，就是上述第（三）部分讨论的经验型决策（decision from experience）。在经验型决策中，如上所述，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风险经历做出未来风险判断，导致多数人都会低估小概率风险，进而倾向于选择更多地承担小概率风险，而非主动防控小概率风险（Hertwig et al.，2004）。
3.其他心理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心理学家或行为经济学家还研究了后悔（regret）、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维持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等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第一，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将来后悔而做出不理性的选择。后悔是指个体在意识到如果选择其他行为将会产生比当前结果更好的结果时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Zeelenberg，1999）。如果个体在以往的决策中体验到后悔情绪，那么在决策中倾向于避免这种情绪所带来的消极体验（Loomes & Sugden，1982）。Bell（1985）建立了考虑后悔因素的效用函数，在计算决策者的未来每种状态的效用时，增加了一个结果与期望的偏差项，当某种状态出现时，若结果比预期的更糟，将会降低决策者的期望效用。
第二，人们可能会因为心理账户的作用而做出不理性的选择（Thaler，1985，1999）。心理账户是指人们会将自己的资金分配在不同用途的账户中，这些账户之间往往难以统筹使用（理性决策者会对各种决策进行统筹考虑）。心理账户的存在可能对人们有益，例如，有人将自己的钱存入养老账户，不允许挪作他用，保证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心理账户也可能催生不理性行为，例如，一面将钱存入储蓄账户，一面用信用卡疯狂透支消费。
第三，安于现状偏差是指个体在决策时，倾向于不作为、维持当前决策的一种现象（Samuelson & Zeckhauser，1988），安于现状可能导致个体错失良机，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安于现状偏差有两类原因：一是损失规避（Kahneman et al.，1991），指个体面临现状选项与其他选项时，现状往往被看作一个参照点，相对于改变现状所获得的收益，个体对改变现状所产生的等量损失赋予更大的决策权重，因而更倾向于维持当前的选择（Samuelson & Zeckhauser，1988；Ritov & Baron，1992； Anderson，2003）；二是避免后悔，Kahneman & Miller（1986）认为，若出现相同的不利结果引发后悔情绪，当初选择改变现状将比当初选择维持现状带来的后悔情绪更加强烈，为了规避这种预期的消极情绪，个体倾向于选择不作为或维持现状（Samuelson & Zeckhauser，1988）。
第四，启发式判断尽管会带来判断偏差，但人们却对自己的判断结果持有高度信心，表现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会对做出正确决策形成阻碍。Fischhoff et al.（1977）很早就发现，在关于各类死亡原因的致死频率研究中，尽管被试们存在较普遍的判断偏差，但对自己判断结果的正确性持有很高的信心。Fischhoff et al.（1978）发现，专家们一旦被迫放弃他们的数据，仅依赖自己的判断，就会跟普通人一样倾向于过度自信。Weinstein（1989）认为，过度自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会基于可得性启发式做出判断，那些没有经历过某些风险事件的人，往往会认为“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四、保险需求异象及其解释
（一）主要保险需求异象
按照标准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的，而且可以准确地评估风险，在“实际保费≤公平保费”的情况下，无论风险发生概率是多少，风险厌恶的消费者都会购买足额保险，当保费高于公平保费时，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会选择部分保险（Mossin，1968）。尤其是，由于“小概率大损失风险”带来的大损失会使受损者的效用大幅下降，相对于“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而言，会导致风险厌恶的个体在事前愿意支付更高的附加保费去购买保险。再考虑到大概率风险会导致保险业务的理赔频率和理赔费用较高，进而导致保险公司经营需要的附加保费水平（或附加费率）更高，这会大幅压缩理性人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的保险需求。因此，可以推断，人们对“小概率大损失风险”的保险需求比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的保险需求更强烈。
但是，与上述标准保险需求理论的预测正好相反，在现实世界中，除少量保险产品外，人们对绝大多数保险产品的需求都比较疲弱。尤其是对“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严重不足（Kunreuther et al.，1977，1978；Camerer & Kunreuther，1989；Palm，1995；Tobin & Calfee，2005；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2005），却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Slovic et al.，1977；Cicchehetti & Dubin，1994；Sydnor，2010），这是保险市场最大的一对“异象”（Cutler & Zeckhauser，2004；Nowaihi & Dhami，2010；Schwarcz，2009；Schwarcz，2010； Browne et al.，2015）。其他保险需求异象至少还包括：喜欢选择“低免赔”甚至“无免赔”保险（Cutler & Zeckhauser，2004；Sydnor，2010）；更愿意购买返还型保险而非纯保障性保险（Johnson et al.，1993）；会在灾后积极投保，长时间不出事就放弃投保（Johnson et al.，1993；Michel-Kerjan et al.，2012）；除投保决策存在上述非最优选择外，购买保险者还存在非最优退保问题（Gottlieb & Smetters，2021）。篇幅所限，下面仅就国外学者对三个异象——人们对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严重不足、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喜欢选择低免赔甚至无免赔保险的解释进行综述。
（二）对“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不足”的解释
大量美国洪泛区居民即便在政府补贴保费（实际保费≤公平保费）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购买洪水保险，大量有经济能力的人群对供给充足的死亡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不愿投保（Swissre，2010；Bundorfa & Pauly，2006）。似乎无法从供给方面对这一异象进行解释，所以，应该主要从需求方面找原因。从保险需求相关研究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是Kunreuther & Pauly（2004）提出的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的“信息搜寻成本构筑了保险购买门槛”的理论，简称“门槛概率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虽然稀有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很大，但因概率非常低，消费者购买保险的好处（买保险与不买保险之间的效用之差）并不大，此时，消费者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要否购买保险，而是权衡是否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搜索，如果“信息搜索成本”高于“买保险带来的好处”，就不进行信息搜索，自然也就不会购买保险。由于小概率风险信息的缺乏和保险的专业性，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由此构筑了一个门槛，阻碍了大量的保险购买。Kunreuther & Pauly（2004）提出的信息搜索成本大是相对于购买保险收益小而言的，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而购买保险收益小是由概率低造成的，也就是说，Kunreuther & Pauly（2004）实际是将投保率低的根源归结为“概率低”，按照这一决策方式，只要出险概率足够低，低于消费者的“门槛概率”，该风险就会被忽略，人们不会为之购买保险。
二是消费者低估风险导致投保不足。尽管前景理论提出人们会高估小概率风险，但是，目前有学者（如Chaudhry et al.，2020）已经逐渐接受了经验决策理论提出的“人们会低估小概率风险”的结论。如果人们倾向于低估小概率（大损失）风险，自然会低估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购买保险的价值或效用，从而投保意愿不足。当然，人们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低估任何小概率风险，例如，Schwarcz（2010）认为，评估出险概率时，绝大多数人会使用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原则，依据自己对风险的经验和认知突出性（cognitive salience）做出风险判断，从而在特定时间段（如恐怖袭击事件刚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高估如恐怖袭击这样的突出的或显著的（Salient）小概率风险，进而产生过高的保险需求（如对恐怖袭击保险的需求）。
三是短视（myopia）或窄思维（narrow bracketing）。有学者认为，人们在风险判断与保险决策时，仅考虑或仅聚焦于眼下的风险，不考虑长期的累积风险，从而忽略小概率风险的管理（Webb & Shu，2017；Maza et al.，2019；Keller et al.，2006）。以屋主保险（homeowners’ insurance）为例，洪泛区居住的屋主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房子遭受洪灾损失的年度概率仅有1%，不需要考虑投保问题，而不去考虑这样的事实：自己将会在这座房子里至少居住10年，在这10年内，房子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接近10%。
四是消费者担心购买保险后保险公司无法按约赔付（nonperformance），尤其是保险期限特别长时，担心会更大。原因是，人们担心保险公司会倒闭，进而导致保单价值处于风险之中或模糊之中（Li et al.，2020）。Lambregts et al.（2021）解释说，如果保险风险的出险概率为p，保险公司不履约的概率为q，则，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就从p变为pq，由于pq<p< span=””>，投保人的期望收益降低了，投保意愿自然会降低。而且，大多数时候，对几乎所有客户来说，保险公司不履约的概率q是模糊不清的（ambiguity）。相关研究发现，与已知不履约风险的概率相比，模糊的不履约风险（ambiguous nonperformance risk）会进一步减少保险需求（Peter & Ying，2020；Lambregts et al.，2021）。
（三）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的解释
相比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不足问题，学者们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要低一些，因为这种偏好并不会形成较大的社会问题。学者们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消费者会高估小损失风险的发生概率，从而认为为大概率小损失投保是个不错的选择（Pashigan et al.，1966）。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原因是，出险概率越高，人们的风险判断偏差越小（Slovic，2000）。
二是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作用（Rabin & Thaler，2001）。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将每个风险单独考虑，不考虑外在因素对该风险评估的影响（Thaler，1999），由此，一个小损失风险，尽管相对于个体总财富而言是小风险，但被单独考量时可能被想成大风险。此外，心理账户还会使个体忽略大数定律的作用，不考虑大概率小损失风险的累积可预测性。最终，在心理账户思维的作用下，个体高估了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或常见风险）投保的好处（Rabin & Thaler，2001；Slovic，2000）。
三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作用。损失厌恶指个体对同样大小的损失的痛感显著高于对同样大小的获利的快感，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倍，由此，个体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购买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可能遭受的小损失带来的大额情感损失（Hogarth & Kunreuther，1995；Lowenstein et al.，2001）。例如，Hogarth & Kunreuther（1995）发现，在进行家电延期保证保险的购买决策时，几乎没有人会按照期望效用理论的思维方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是主要依据如“安心（peace of mind）”“缓解焦虑（relief of anxiety）”等标准决策理论忽略的心理因素进行决策，这里的安心，很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遭受小损失之后的大额情感损失。当然，基于损失厌恶的解释依赖于决策者是否会将保费支出视为“损失”，如果个体将保费支出视为损失，购买保险就不会起到作用，因为个体无法承受保费支出带来的情感损失；反之，如果个体不将保费支出视为损失，损失厌恶的作用就会促使个体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投保（Koszegi & Rabin，2007）。
（四）对“人们喜欢选择低免赔甚至无免赔保险”的解释
学者们提出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消费者在计算保单支出时，思维常常锚定在免赔额的规模上，忽略了免赔额对应损失的出险概率（Shapira & Venezia，2008）。这会使消费者显著高估“降低免赔额”的好处，给自己造成免赔额越低越合算的感觉，进而竭力降低免赔额。
二是高估小损失风险的发生概率（Pashigan et al.，1966）。免赔额以内的损失通常都是小损失，如果消费者高估小损失风险的发生概率，自然会倾向选择低免赔额保险，这与人们因高估小损失风险出险概率进而倾向于为小损失风险购买保险是类似的。
三是消费者将购买保险想成了“投资”，认为选择低免赔可以增加自己的获利机会，这样可以在遭受损失时“获得某种东西（getting something）”（Kunreuther & Pauly，2006）。
四是消费者选择低免赔是为了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后悔”情绪带来的损失。例如，购买某种家用电器时，那些决定不购买延期保证险的消费者，如果买回家的家用电器不久就出现了质量事故，难免会对当初的决策产生后悔情绪或“负效用”。Braun & Muermann（2004）提出，那些后悔厌恶（regret averse）的个体或具有“后悔最小化”的效用函数的个体，将会通过选择低免赔来降低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悔带来的负效用，即便低免赔会带来很高的附加保费。
五是消费者将选择低免赔视为一种理性的强制储蓄策略。Dellavigna & Malmendier（2004）认为，对于那些过度消费、经常用信用卡透支消费、无法进行有效储蓄的人来说，选择低免赔保险可以保证发生损失时有足够的资金来补偿（如用来修理汽车、维修房屋、支付医疗费用等），这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
（五）简评
第一，上述针对主要保险需求异象的各种解释或各种原因，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标准期望效用模型的“错误假设（mistake hypothesis）”，如准确评估风险假设是错误的，人们会因低估小概率风险而不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另一类属于标准期望效用模型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或变量，可简称“不完整假设（incompleteness hypothesis）”或“存在模型忽略变量”，如心理账户、信息搜寻成本、缓解焦虑、窄思维、后悔厌恶等。
第二，对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不足问题，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会竭力劝说人们为之投保。但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问题，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不仅不会劝说人们放弃投保，还会利用人们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投保的偏好，设计更多的小损失风险保单或附加险，以便扩大自己的业务。
五、投保决策模型的行为学改进
及其解释力
在风险决策领域，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理论一直是丹尼尔·伯努利于18世纪提出，后经VonNeuman和Morgenstem于1944年将其公理化的期望效用理论，自此，期望效用最大化一直被视为理性行为准则。投保决策是风险决策的典型场景，标准保险需求理论其实属于期望效用理论在投保决策场景中的运用，因此，在保险经济学领域，标准投保决策模型（Mossion，1968）通常也被称为期望效用理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标准投保决策模型出现后，因其对现实投保决策的解释力欠佳，出现了诸多保险市场异象，学者们一直在寻找替代性的投保决策模型。这一进程与风险决策模型的演进类似甚至一致。
（一）前景理论及其解释力
Von Neuman和Morgenstem提出公理化的期望效用理论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判断决策的主观偏差（Simon，1955；Tversky & Kahneman，1974）。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常被用于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风险决策模型“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PT）”。前景理论包括具有“参照点”和“损失厌恶”特征的S型价值函数和“高估小概率和低估中高概率”的决策权重函数，通过计算期望价值最大化（类似于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描述风险选择行为。
仅就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来看，如果以最常使用的决策者的当前财富作为参照点，假设决策者可以准确评估风险，将保费支出视为损失，则决策者是风险喜好的，不会选择购买保险。如果同时考虑到决策权重函数中人们会高估小概率的作用，鉴于绝大多数保险承保的都是前景理论所称的小概率（出险概率低于0.35）风险，在高估出险概率带来的期望价值增长高于风险喜好带来的期望价值减少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保险。于是，前景理论用“人们高估小概率风险”解释了人们为何会购买保险。但是，前景理论所提出的“人们会高估小概率风险”这一说法，早已受到经验决策研究的挑战，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与现实投保决策场景相似的经验决策的研究结论是，人们普遍低估而非高估小概率风险。
（二）累积前景理论及其解释力
前景理论问世后不久，学者们发现前景理论的表征形式违背了随机优势（stochastic dominance）或随机占优理论。随机占优是指通过不同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哪个随机变量更优，例如，如果方案（或随机变量）A的累积性概率分布从未超过方案（或随机变量）B的累计概率分布，就可称方案A随机性优于方案B。由此，Tversky & Kahneman（1992）用累积性概率的形式重新表征了前景理论，提出了累积前景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CPT），解决了违背随机优势的问题。
累积前景理论保留了前景理论的大部分特性，但也有些拓展之处。第一，前景理论只适用于离散分布的情况，累积前景理论对于任意有限的前景以及连续分布也适用；第二，累积前景理论给出了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的估计公式；第三，累积前景理论区分了获益和损失时的权重函数。根据实验结果，获益和损失时的权重函数略有不同，尽管人们仍然会高估小概率、低估中高概率，但在损失场景下的高估程度和低估程度都比获益场景下要弱一些；第四，累积前景理论预测人们的风险决策呈现“四重模式”：对于高概率情形，在获益时表现出风险规避行为，在损失时表现出冒险行为；对于低概率情形，在获益时表现出冒险行为，在损失时表现出风险规避行为。
可以看出，与前景理论基本一致，累积前景理论仍然是用“人们会高估小概率风险”来解释保险购买行为（投保决策基本属于“四重模式”中的“低概率、损失”情形，累积前景理论预测人们会表现出风险规避行为），仍然存在与现实不符、解释力有限的问题。此外，参照点的选择会显著影响“损失”与“获益”的界定，进而显著影响风险决策结果，不少学者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Friedl et al.，2014；Lampe & Würtenberger，2020）发现，投保决策会随参照点选择的变化而变化，结论不稳定或不可靠。
（三）多目标选择模型及其解释力
鉴于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都无法解释现实投保决策，Krantz & kunreuther（2007）提出一个基于目标的选择模型（goal-based model of choice）或多目标选择模型。该理论认为，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假定，消费者在作投保决策时仅考虑金钱（或财务因素）和财富效用最大化，但多目标选择模型认为，消费者在作投保决策时是多目标的，追求的是多目标总效用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财富效用最大化）。这些目标包括：减少财务损失、满足第三方（如债权人）要求、情绪目标（如消除担心、避免后悔）、满足社会准则或认知规则（别人都买自己就买）、保持与营销员的关系等。这些目标的权重会因人、情形和时间而异，自然会导致保险消费偏离理性行为。上述目标涵盖了消费者在各种场景下进行投保决策时可能考虑到的各种重要因素。因此，多目标选择模型可以解释现实世界的诸多投保决策（kunreuther et al.，2013）。
（四）简评
第一，总体来看，前景理论和累积前景理论对投保决策的解释力都非常有限。有的研究者还发现（Jaspersen et al.，2019），几乎所有与风险态度有关的风险决策模型，包括期望效用模型、累积前景理论及其各种变种等（Jaspersen等检验了17个模型），都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投保决策。
第二，多目标选择模型最大的优势是考虑了影响投保决策的各种因素，进入模型的影响因素或自变量比较全面，但从经济学模型建构来看，该模型最大的缺点也是考虑了太多的影响因素，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心理学模型而非经济学模型。事实上，该模型与心理学中的多属性效用理论（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非常相似，许多心理学家把多属性效用理论视为决策的规范模型（Galotti，2016）。此外，由于该模型的决策因素全面且决策变量的高低因人、情形和时间而异，导致模型的解释能力一流，但由于过于突出个性（将决策者的各种个性和心态都考虑在内），可能导致其预测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很难用来预测整个社会的保险需求规律。
六、保险供给异象及其解释
（一）保险供给的标准模型
根据kunreuther et al.（2013）的研究，保险供给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简称期望利润最大化模型）包含如下假设：一是竞争性的保险公司拥有完全的保险标的风险信息，能够准确评估风险并据此定价，而且，当风险发生变化时，保险公司可以轻易地或无成本地更新风险评估结果和更新定价；二是保险公司可以轻易地在资本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募集资本，即便在经历巨额赔付之后；三是为保险公司提供资本的股东或投资者持有完全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四是保险标的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大数定律的作用最小化了保险公司经受非预期大额赔付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出现无偿付能力的可能性极低；五是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的，追求最大化期望利润，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股东已通过分散化投资分散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承保风险因为大数定律的作用而受到高度遏制。
在上述理想化假设下：第一，保险公司愿意提供客户想购买的任何数量的保险产品；第二，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水平正好覆盖期望赔付、公司运营成本，并为股东提供基于机会成本的资本回报；第三，保险供给曲线几乎是水平的，因为保险业只使用了全球资本池中的很小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资本供给充足且价格稳定，保单价格很大程度上不受保险需求变动和保险公司额外资本需求的影响。
（二）保险供给异象
实际保险供给的状况并非如此。第一，保险公司往往不如客户对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和风险控制状况更了解，这种信息不全或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Rothschild & Stiglitz，1976；Pauly，1968），这点不展开赘述。第二，对于同样的承保风险或保险产品，尤其是承保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的定价水平往往因灾难的发生而大幅波动，保险价格与承保风险高低并非总是有强烈的对应关系。例如，保险公司往往会在大型风险发生后大幅提升保险价格，甚至出现大面积拒保行为。而依据前面讨论过的行为保险需求理论，人们往往在大型风险发生后因感知风险或主观风险大幅升高而大幅提高投保意愿（Schwarcz，2010），导致保险市场严重失衡，供需严重不匹配（Kunreuther et al.，2013）。1973年，美国保险监管官员Stone提出，为了确定某个风险的承保条件，核保师会聚焦于确保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低于某个门槛概率，而不是最大化期望利润，这个门槛概率反映了一家公司可以忍受的临界偿付能力不足概率（threshold insolvency probability）（Stone，1973）。这种通过临界偿付能力不足概率确定保费水平或承保条件的方法，本质上就是使用情景分析法仅依据损失规模来进行风险分析和定价，而理性保险公司显然应该同时考虑发生概率和损失规模，因此，保险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明显的非理性行为。前几年，经过与核保师们交流，Kunreuther教授指出，上述这种安全第一模型（safety-first model）仍然是美国保险核保师的行为模式（Kunreuther，2013）。
（三）对保险供给异象的解释
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外，关于保险公司的异常定价、拒绝承保导致供需严重失衡的市场异象，学者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保险公司管理层的风险厌恶。Greenwald & Stiglitz（1990）指出，对于与公司经营决策相关的信息，从外部向公司提供资本的股东与公司内部的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公司内部的管理层往往比公司外部的股东拥有更准确的信息，由于担心公司倒闭会使自己失业或遭受损失，主导公司经营决策的管理层往往会使公司呈现风险厌恶倾向，导致公司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Kunreuther（2013）进一步指出，保险公司的股东可通过分散化投资来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而呈现风险中性，但公司管理层往往已经将其最大的资产“人力资本”投入了保险公司，无法实现理想的分散化投资，当保险公司出现无偿付能力甚至破产时，管理者的职业声望会受到很大损失，因此会呈现风险厌恶，导致公司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期望利润最大化。
二是保险公司管理层的模糊厌恶。与风险厌恶的效果类似，当保险公司管理层或承保决策层对承保风险模糊不清时，也倾向于提高价格、限制保额，甚至拒绝承保。Kunreuther（1989）举例说，如果风险是清晰的（如该风险有清晰的具备统计基础的出险概率0.2，出险后有确定的损失规模10000元），保险费率为z，但如果风险是模糊的（如该风险缺乏统计数据，公司请两位专家对其出险概率进行估计，一位认为是0.1，另一位认为是0.3，两位专家意见的权重相同，出险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为0.2，出险后有确定的损失规模10000元），精算师确定的费率会增加到z′=1+αz，α反映精算师对风险的模糊程度，模糊程度越高，α越大。核保师拿到精算师给出的费率后，会在此费率基础上再做调整，核保师考虑的是，该风险如果以极端情况发生会对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公司利润会缩减多少，自己的收入和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或受到多大影响，以此来决定是否承保或以什么条件承保。
Kunreuther et al.（1993）和Cabantous et al.（2011）对保险公司核保师们的承保决策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核保师在定价和承保决策中呈现风险厌恶（risk averse）和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e），当风险较大或模糊不清时，倾向于更高价格甚至直接拒保。
（四）简评
第一，可能是因为保险供给异象比保险需求异象少，也可能是由于保险供给异象相对保险需求异象更难以研究，以及学者们更容易理解保险需求而非保险供给等原因，学者们对保险供给异象的研究成果远少于对保险需求异象的研究成果。
第二，经过几百年的进化，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已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风险，可能是在生死存亡中学到的经验使他们的行为渐趋保守，导致学者们主要研究的保险供给问题，基本都是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和模糊厌恶问题，体现为经营决策有时过于重视安全或“相对保守”。但是，在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决策既存在保守性，如不愿开发和大面积销售巨灾保险，更存在或者更多存在经营决策的冒险性，如低价承保、恶性价格竞争、强力营销等。因此，我国的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中国保险市场特有的异象或问题，可能会形成中国特色的行为保险经济学理论。
七、国外行为保险经济学研究
的不足和未来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总体来看，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为发展行为保险经济学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国外学者们已经建立起用行为经济学分析保险市场的框架。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关于风险判断偏差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经验决策或经验风险判断的结论相对可信，即人们倾向于低估而非高估小概率风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们的风险判断是双峰的或两级分化的（McClelland et al.，1993），有些人会低估，有些人会高估，尤其是在出险概率极低的时候（Kahneman，2011）。风险判断偏差显然会对投保决策形成巨大影响，但风险判断偏差的分布（群体风险判断偏差分布）到底呈现何种规律，现有研究尚未给出答案。
第二，关于投保决策模型的研究，已有代表性成果的缺陷是，前景理论和累积前景理论解释力欠佳，还存在结论不稳定问题，而Krantz & Kunreuther（2007）建立的多目标选择模型虽然能够解释很多市场异象，却存在决策变量过多、决策目标过于宽泛的问题，更像一个心理学模型而非经济学模型，缺乏经济学理论的简洁性。
第三，如果假设个体是同质的，基于该假设的决策模型就可预测群体或社会行为规律，标准投保决策理论就是如此（假设决策者都是风险厌恶的，都可以准确评估风险，进而都愿意购买保险）。基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投保决策理论，虽然也是个体投保决策理论，但由于加入了更多的个性因素，如主观概率（反映风险判断偏差）、满足如债权人要求、情绪目标等，能否从个体投保决策理论推导出群体或整个社会的保险需求规律，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四，对保险供给异象的研究，已有代表性成果着重研究了保险公司在风险厌恶和模糊厌恶驱使下的保守承保决策问题，但从我国来看，保险公司存在大量冒险承保决策、激进销售等问题，同样属于偏离标准保险供给模型的异象，值得深入研究。
（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关于投保决策，未来研究方向可能有如下三点：一是研究或探索群体的风险判断偏差的分布或规律，为解释和推断群体或社会保险需求规律提供基础；二是深入真实的保险决策场景，探究如“何为消费者真正的决策参照点”“损失厌恶到底对投保决策形成什么影响”等问题，以解决（累积）前景理论结论不稳定或不一致的问题；三是在Krantz & Kunreuther（2007）建立的多目标选择模型基础上，对各种决策因素的影响力高低，以及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核心变量在模型中集中反映各种变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建立更为简洁有效的行为投保决策模型。第二，关于保险供给，未来可针对中国保险市场上常见的“冒险经营”“激进营销”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第三，在我国学者现有行为保险经济学相关研究基础上，厘清中国保险市场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如美国保险市场）之间在保险市场异象上的差异，在解释异象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行为保险经济学理论。
编辑：于小涵
中国保险学会
构建保险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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