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马武举
“历史”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小到个人与家庭的成长历史，大到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历史，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个一二。但什么叫历史，“历史学”又是研究什么的，它与姓氏文化有什么关系，学习历史学对姓氏文化研究有什么意义，如何学好历史学，诸如此类的问题，姓氏文化研究者应该搞清楚，因为它是我们开展姓氏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打开姓氏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
一、历史与历史学
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小到个人的经历或者一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大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人们活动的记录，把这种活动过程用口说出来，就是口述历史，用文字记载下来，就形成了历史著作，简称史书。记载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就是自然史，记载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
史书按它所记录的对象不同或者范围大小，可以分为自然史、社会史、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等。就中国历史来说，唐代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刘知几在他的代表作《史通》中提出了“远古”、“中古”、“近世”的概念。按史学界的分期方法，反映没有书面文字记录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叫史前史，或叫远古史；反映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叫上古史；反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叫中古史；反映宋元明清时期的叫近古史；反映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叫近代史；反映五四运动到现在的叫现代史（也有主张将现代史下限截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称当代史）。清代，史学家们在整理、综合历代史籍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黄帝之前为神话时代，包括盘古、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等人物;夏禹之前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为传说时代；周代前的夏、商时期为半信史时代（当时甲骨文尚未出土）；周代以后，有文字记载的史籍出现，历史开始进入信史时代。上世纪末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商由半信史时代带入了信史时代。
连续叙述各个朝代史实的史书，叫通史，如《中国通史》；记述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叫断代史，如《汉书》、《宋书》等。全面记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史书叫综合史，只记载某一部门或某一学科历史的史书叫专史，也有叫部门史的，如哲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由官方组织编纂或认可的史书叫正史，私家或民间编纂的史书称野史。
历史学就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叫史学。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历史的运动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演变和更替的过程，历史学应该是研究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类似于整体的社会科学，但因它着眼于人们的活动和关系，因而又不等于社会科学，而和各门社会科学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历史学所要求的是具体的人和事物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的活动，是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在对历史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社会前进的道路与动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历史学随着其自身发展，也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对完善和促进史学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我国的考古学历史悠久，两汉以前，是考古学启蒙时代，两千多年来，考古学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才产生的。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首先，考古学填补了由于文献不足征而出现的历史空白。就拿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来说，夏王朝以前的历史，包括人类的童年时代，历史状况究竟怎样？史书或语焉不祥，或根本没有记载，或只有神话传说，甚至纯属后人臆测。但是，考古学则以确凿的资料，基本上填补了这些历史空白。“北京人”的考古发现，把历史的篇章翻到五十万年前，“蓝田人”及其文化的发现，则把历史推进到近百万年前；而“元谋人”及其文化的发现，更把历史推进到一百七十万年以前。显然，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与一百七十万年之间的历史空白，是考古学填补的。其次，考古学在证史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任用。比如传统说法都认为东汉蔡伦是纸的发明者，但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已经有了纸。其三，考古学还为各种专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史料学、考据学、历史编纂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辨伪学、目录学等，也都是历史科学的分支。史料学就是收集研究历史资料，包括实物、口碑、传说、各种文字记载。考据学是一种根据逻辑方法考察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学问。
二、历史学与姓氏文化的关系
姓氏文化与历史学关系密切，姓氏与历史相伴而生，历史少不了姓氏，姓氏文化也离不开历史。具体说来，姓氏文化与历史学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史实源于姓氏群体活动
社会发展史表明，大约在四、五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进入了氏族社会。氏族是一种血缘组织，最初以同一个女始祖或男始祖的几代直系亲属和他们的配偶为限。几个血缘最近的氏族称为胞族，若干个有通婚关系的氏族或胞族组成部落，若干个邻近的部落常常结为联盟，部落联盟是氏族社会的最高组织。“氏族”一词是翻译用语，它的本意是“生育”。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与这个意义相当的是“姓”。《说文解字》解释“姓”的造字结构是“从女、从生”的会意字。姓，女生也，姓表示一母所生，是母系氏族的标志。这就是说，在母系社会就已经有了姓，氏族就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就是一个有姓作标志和徽号的组织。氏的出现较晚，是父亲社会的产物，是父系氏族的标志，表示占有一块土地。《左传·隐公八年》中说的“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就是对姓和氏的恰当说明。
历史告诉我们，姓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姓，它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无论是人类始祖伏羲的风姓部落，还是人文始祖黄帝部落产生的十二姓，都是中国最早的姓氏群体之一。姓氏一旦产生，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标志符号，每一个人都以这个特殊的符号从事生产生活或其他各项活动，就会留下活动轨迹，都会形成历史。也就是说，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历史是有姓氏的人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所有姓氏的活动史，历史是由姓氏群体共同创造的。只不过史学家们在记载历史时，其着眼点不是姓氏，而是他们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但不管是任何人物或任何事件的参与者，都是有名有姓的，离开了姓名，历史将无法记载，历史将成为一团乱麻。
（二）历史发展影响姓氏生死存亡
从宏观方面看，历史的篇章是由各姓氏共同谱写的，这是就姓氏群体而言。具体到一个姓氏，它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姓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内发展。姓氏的历史是小历史，社会的历史是大历史，任何姓氏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历史之外而独立存在。
从姓氏的来源看，以国为氏的姓氏不少，如齐、鲁、卫、管、蔡、陈、郑、韩、许等，这些姓氏要么是以封国为荣而得姓，要么是以国亡而悲遂有姓。
再比如以官为氏者也有很多，如帝尧时，皋陶担任执掌刑狱的大理职务（司法官），子孙世袭此职，称“理氏”。商纣王时理利贞因直言进谏，获罪惧诛，避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为“李”。由“理”到“李”，它反映了姓氏的荣与辱，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魏孝文帝时，实行汉化政策，下令各部落的鲜卑族复姓，改为音、义相近的汉字单姓，鲜卑族144个姓氏除少数保留复姓外，基本上都改成汉姓。这种大规模的改姓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历史发展影响姓氏存亡，社会大历史决定姓氏小历史。
（三）历史波澜决定姓氏人物命运
历史环境不仅能影响一个姓氏的生死存亡，更能决定一些人物的升降起伏，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如唐时，居住在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的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自称刺史。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拓跋思恭率众参加镇压起义，被唐僖宗赐姓李，封为定南军节度使，并晋爵夏国公，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彝兴（拓跋思恭）死后，李继捧继位，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愿归附宋朝，宋赐其姓赵，名保吉。还有辽的降臣马植，被宋赐姓赵，名良嗣。因功而赐姓名利双收，因败而赐姓迫不得已，荣也？辱也？人物的命运影响到了他的姓氏。
三、学习历史学的意义
既然历史学与姓氏文化的关系密切，那么，要研究姓氏文化，就必须要学习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学。历史象一片汪洋大海，姓氏是海上的小船，只有了解大海，熟悉大海，才能找到方位，才能不迷方向；只有亲近大海，利用大海，才能行稳致远，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学习历史，是为了研究姓氏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不学习历史，就无法了解姓氏文化的真谛。
（一）了解历史发展脉络，寻找姓氏文化研究的最佳路径
如前所述，社会历史是大历史，姓氏文化历史是小历史，小历史寓于大历史之中。形象一点说，姓氏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就象是广袤大地上的一个山峰，我们要攀登这个山峰，就要反复侦察，做好基础工作，寻找最佳的攀登路线。学习历史就是要摸清情况，确定目标，找准方位，就是做打基础的工作。中国历史浩如烟海，研究姓氏文化不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史，犹如大海捞针，漫无边际，无从下手。中国历史悠久，卷帙浩繁，我们必须结合自己的研究重点，专博结合，在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把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一段历史作为重点，或是断代史，或是专门史，反复研读，搞深搞透。历史是连续的，也是相互联系的，不全面了解历史就会陷入片面性，不弄清楚历史发展脉络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碎片化。但是不抓住重点，就会无的放矢，收效甚微。因此，专与博应该密切结合，相辅相承，不可偏废。
（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探求姓氏文化发展的本质内容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学习历史，决不能象看历史剧一样，看看热闹罢了，而是要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姓氏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抽丝剥茧，把握姓氏文化发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是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结果，都是调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客观要求。姓氏的发展看似简单平常，但其实质是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大量姓氏，因为那是一个大分封的时代，是一个争雄称霸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周朝先后分封诸侯国71国，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被称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仅在春秋时期就兼并了45个小国。晋国也不甘落后，兼并了20余国。诸侯国生生死死，相伴而生的姓氏也是生生灭灭，起伏不定。从七雄争霸到秦始皇统一中国，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都是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结果。中国历代移民和姓氏迁徙，也都发生于社会激烈动荡时期，无论是大槐树移民，还是湖广填四川，也都是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需要，也都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我们研究姓氏文化决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历史规律，了解姓氏发展的真谛所在，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开展姓氏文化研究和组织姓氏活动特别重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姓氏组织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才能生存，必须融入社会大局才能发展，否则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是不会有出路的。
（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评价姓氏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932页）毛泽东同志这段至理名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唯物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他们是生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没有他们，生产就要停滞，人类也就无法生存，所谓社会发展也就变成了空话。我们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意味着排斥各种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国家和帝王将相的作用。但各种历史因素只有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帝王将相只能在人民群众提供的历史舞台上才能表演。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时，必须有卓越的人物把他们的力量和意志集中起来，否则，他们就不能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所以他们在创造历史时，也必然造就伟大人物。卓越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就在于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意志集中起来，提出奋斗目标，率领他们前进。否则，就不成其为卓越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学习历史，就要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掌握历史的辩证法，并运用它去正确评价姓氏发展历史，正确评价姓氏著名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都出过一些著名人物，甚至帝王将相。这些人物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我们在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恰如其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错的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的活动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时，一定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既不能用评价现代人的标准苛求他们，也不能轻易地、简单地一味吹捧他们。决不能因为姓氏偏好，过于夸大一些姓氏名人的历史作用，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那样，就陷入了“英雄史观”的泥潭。
四、学习历史学的方法
在学习历史方面，前人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好的方法，对我们很有帮助。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历史，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历史，为我们确立了批判地吸收历史经验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499页）。习近平同志在学习、运用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姓氏文化研究者，我们在学习历史学时，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尊重史实。历史就是史实的记录，学习历史就应该尊重史实，这是学习历史的最基本的态度。尊重史实有几层含义：一是研究问题必须以史实为根据，这种史实可能有的是史料记载，有的是考古成果，都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凭空臆想。二是宣传普及历史知识、撰写文章、讲学等必须有史实依据，不能添枝加叶、演义戏说。要注意区分史学与文学的不同，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是史学的根本属性，也是史学的生命。而文学作品是以文学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可以加工虚构，可以进行再创作。比如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在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中，都称他为“纣王”，但据史书记载，他姓子名受，叫子受，即帝辛。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因为这位君王十分残暴，所以天下人称他为纣。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当历史，尤其是一些历史剧和历史小说，它和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的。三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历史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一方面它在记录发展的史事，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发展。我们看一些历史典籍，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结论，都是当时的历史学家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得出来的。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考古学的发现，可能已经改写了过去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实，要吸收和运用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丰富历史科学。只有这样，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辩证分析。学习研究历史，有许多方法可以运用，如阶级分析方法、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但最重要的还是辩证的方法。要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对历史史实和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分析，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要对选用的历史资料进行辩证分析。我们所用的历史资料，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大部分是前人留下的，总是或多或少的带着前人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官修的正史，总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史学家的观点。他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帝王将相，而对普通的人民大众关注较少。因此，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力求得出符合历史史实的正确结论。
其次，要对众多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鉴别。中国历史悠久，留下的历史典籍如同汗牛充栋。有时，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史书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不同的史书可能有不同的评价。面对这种纷繁的历史现象，我们切不可简单了事，一定要认真分析，仔细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其三，要对古书认真辨伪。研究历史，掌握史料很重要；而掌握可靠的史料则更重要。如果依据伪造的史料，得出的结论便会完全错误。比如前几年国外出了一本大部头的介绍中国古代药典的书，说上古时期的神农时代，就产生了《神农本草》这部书。其实，此书与神农毫无关系，是汉末以后逐渐编成的，一直到梁朝陶弘景才完全定稿。我国的古书异常丰富，但其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书全都是伪造的，如伪古文《尚书》；有的书是部分伪造的，如《庄子》一书中的《盗跖》、《渔父》等四五篇；有的书并不伪，但成书年代属于假托而伪，如《周礼》，古人说是周公的作品，其实是汉代儒生编撰的。伪书的来源情况很复杂，有的是“托古改制”的需要而作伪；有的是因某书早已失传，有人便利用读者如不能窥知此书而深感遗憾的社会心理，炮制伪书，以假乱真等等，有点像现在的盗版书。辨识伪书，一方面要靠丰富的史学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另一方面要借助工具书。如明朝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是我国第一部辨伪学专著；近代张心澂的《伪书通考》，辨书一千一百零四部，是辨伪学的重要著作。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深入浅出，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辨伪书，适合初学者阅读。
（三）总结规律。历史是纷繁复杂的，但历史背后是有规律的，关键在于学习研究者能否总结发现规律。社会历史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姓氏的历史也有其发展规律，姓氏人物的成长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因此，姓氏文化研究者在学习研究历史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不同对象的自身特点，善于总结归纳，善于发现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为我们今天的姓氏文化研究工作服务。唯有此，我们的姓氏文化研究工作才能上层次，才能上水平。
五、史学典籍与工具书
我国有古老的文明，悠久的历史，史学遗产丰富多彩，史料史籍
真是汗牛充栋，只能择其要者作些简单的介绍，为初学者作些提
(一）史籍
1、《尚书》，也称《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陆续编成的档案汇编，记事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虞舜时期，下至春秋时秦穆公止。因为它是记上古之事的，故定名《尚书》。成书时间及作者说法不一，汉代学者认为系孔子编定。注释书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有伪古文尚书，还有汉成帝时，张霸曾伪造《尚书》，要注意辨伪。
2、《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根据鲁国以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史官的记载，整理册订而成，书中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所以叫《春秋》。所载内容是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记载以鲁国为主体的史事，经过孔子的编定。《墨子·明鬼篇》有“百国春秋”的说法，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书称为《春秋》的不少，但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下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
3、《左传》，一部编年体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计259年，比《春秋》多17年。共18万余字，比较详细、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相传为左丘明所作，但异议较多。《左传》及《公羊传》、《谷梁传》，通常被称为“春秋三传”，影响较大。注释本可用杜预注、孔颖达疏。
4、《国语》，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65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记录了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故事。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共21卷，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相传为左丘明所作，但多有争论，作者未定。
5、《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依次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有人推测为秦末著名辩士蒯通所作，但没有确凿证据。
6、二十四史（也有将《新元史》和《清史稿》纳入其中，全称“二十六史”的）。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事迹，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宝贵资料。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简称“太史公”。司马迁修史态度严肃认真，观点鲜明，具有进步的历史观，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光辉。因此，《史记》在我国史学界影响深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史记》、《汉书》开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之后的二十二史都是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开始对《二十四史》进行校勘、标点和出版。中华书局的校点本读起来比较方便。由于这些史书数量太大，内容太多，因此，当今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能把它从头到尾认真读完的。据说，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吕思勉先生，曾经一字不漏地通读过一、两遍，被人们传为美谈。
7、《竹书纪年》，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年）左右，在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古墓中发现，后加整理，遂成《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共13篇，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23年为止。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证”，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使其最终成书。《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史记》记载有很大差异，被认为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这使其成为历代研究先秦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晋代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但到宋代，传抄本也散佚殆尽。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重新再组合成一份复原版的“竹书纪年”。这一份一般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了二卷的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原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
8、《世本》，将谱、表、世传合编在一起，早已失传，清朝学者从古书中又辑出一部分。
9、《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在范晔《后汉书》问世前，该书影响较大，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范书流行后，才逐渐被人忽视。后散佚较多。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厘定为24卷，其中包括帝纪3卷、年表1卷、志1卷、列传17卷，载记1卷，佚文1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
10、《汉纪》，东汉时荀悦作，是记述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古代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30卷，18万字。《汉纪》促进了《春秋》、《左传》所用的编年体形式的成熟化，通过他的努力，编年体逐渐完善起来，成为和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史书体裁。
11、《后汉记》，是一部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作者为东晋时期的袁宏。
12、《史通》，唐代史学家、思想家刘知几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的专著。
13、《会要》，唐代苏冕著，共四卷，叙述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史事，首创了会要体。之后，会要体史书有杨绍复《续会要》四十卷，宋代王溥《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宋代设会要所，编纂《宋会要》2441卷，徐天麟《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徐松《宋会要辑稿》五百余卷，后经近人刘富曾、费有容重订，编成初稿291卷，续编75卷。会要是记载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制度的书籍。
14、《资治通鉴》，由我国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完成。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1年。此书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而编写，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活动的记载。但仍不失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巨著。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焘作，共1063卷，原书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至宋钦宗靖康二年，共一百六十余年。但因此书卷帙浩繁，刻本详略不同，从元朝开始，流传日稀。
16《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著，是我国首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记载范围从三家分晋开始，至周世宗征淮南为止。之后，纪事本末体的著作有冯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
17、《续资治通鉴》，清代乾隆时期进士毕沅所作。该书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前后409年，共220卷。
18、《东华录》，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蒋良骐任纂修，就《清实录》及其他官书文献摘录清初六朝五帝史料，成书32卷。全书内容按年月日顺序排次，起太祖天命元年（1616年），迄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因为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题为《东华录》，通称《蒋氏东华录》。光绪年间，王先谦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编辑《东华录续编》，共230卷。后潘颐福辑咸丰朝《东华录》，王氏亦加以增收，成书100卷。加之辑同治朝《东华录》100卷，合称《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全书记录了清代200余年间大事，年经月纬，约略可见，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在《清实录》未刊行前，该书颇为学者所推重。
19、《文史通义》，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编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20、《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著。
21、《中国史叙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
22、《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国维著。
23、《史学要论》，李大钊著，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
24、《中国史稿》，郭沫若著。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25、《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
26、《中国史纲要》，翦伯赞著。
27、《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品振羽著。
28、《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主编。
29、《中国史学史稿》，刘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30、《中国政治制度史》，左言东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31、《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32、《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蔡美彪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
33、《历代名人年譜》（清）吴荣光主编，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
34、《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书店，1990年出版。
35、《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除此之外，还有些专史、文集、野史、笔记、碑刻、实录、谱牒、契约、方志等等，可根据需要选读。
（二）工具书
1、典章制度类
《唐六典》30卷，唐李林甫撰。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
《通志》200卷，宋郑樵撰。
《文献通考》348卷，元马端临撰。
《续文献通考》254卷，明王圻撰。
《皇（清）朝续文献通考》320卷，清刘锦藻撰。
2、目录类
《别录》，西汉刘向撰。《七略》，刘向之子刘歆撰，这两种书在唐代已失传。
《汉书·艺文志》，系删改《别录》、《七略》而成。
《隋书·经籍志》之后，新修的各正史，均编有《经籍志》或《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共200卷，清纪昀等编撰。与之相关的有《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和清代于敏中等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
《书目答问》，清张之洞编，是了解古籍的入门书。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1959年至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汇集全国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丛书2797种，共有子目7万多条，去掉重复部分，得书38891种，分类编排，对每种丛书的书名、种类、编撰者、刻印的时间和地点，都一一作了介绍，且以子目附在后面。每一子目也注明卷数和编撰者的时代、姓名。在全书后附有丛书书名索引，并列表告诉读者诸丛书所在图书馆的名称，并示知总目号数及所在页码。我国古代书籍的绝大部分，都能从中查到。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出版，收有100部比较重要的丛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上海古籍书店1960年出版。史学研究者查找古籍时，多半是先从这套丛书查起，如查不到所查的古籍，再去查《中国丛书综录》。
《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王明根、吴浩坤、柏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考研网 » 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